穿越火线荒岛求生视频:《中國最后的狀元相國陸潤庠》讀后

作者:張康之來源:《中國行政管理》雜志2014年第10期2017-02-28 10:40 書評描述圖書: 中國最后的狀元相國——陸潤庠

穿越火线挑战模式 www.woamt.icu    我的學長高小平出版了一本關于末代帝師陸潤庠的研究著作《中國最后的狀元相國陸潤庠》(蘇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我長期以來有著這樣一個愿望,那就是想研究中國清末的社會治理變革的狀況,想去發現從中國典型的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向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轉變的邏輯。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我長期想做而沒有做的事情,現在學長做了這方面研究,令我無比興奮,所以,談點讀了這本書的一些感想。
  社會治理中的“變”與“穩”
  表面看來,這是一本關于陸潤庠的傳記性作品,實際上,卻是一本對清末朝廷困局進行全景描述和分析的著作。作者扣住了陸潤庠這個歷史人物而對清末的變革時代進行了描述,特別是對官制改革的背景、動力、措施、困難以及結果進行了細致分析,形象地展現了改革失敗的原因和后果。也就是說,作者圍繞變法的主線展開,對社會治理的各個方面作出了較為深入的分析。閱讀中可以發現,作者以清新的文筆,閑話家常似地介紹了陸潤庠,并以這個人物為中心,說史論今,述事議理,盡情揮灑,把社會治理變革的重大課題蘊于陸潤庠的“行”和與陸潤庠相關的“事”之中,使之活靈活現地展示給讀者,讓本應是學術上的問題在繪畫般的直觀描繪中呈現,從而讓人強烈地感受到,行政管理、社會治理的歷史其實是一串串生動故事。雖然這本書所述的是陸潤庠這個人以及與他相關的事,一旦開始閱讀就會發現,以陸潤庠為線索去寫晚清社會治理卻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因為,陸潤庠一直是朝中重臣,以陸潤庠為線索,可以對晚清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展開描述。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寫陸潤庠這位中國王朝治理時期的最后一位狀元相國和倒數第二位吏部尚書,是為了總結整個封建時期的行政管理思想及其經驗、教訓。
  陸潤庠在朝中為官經歷了兩次重大的變法運動,一次是“百日維新”,另一次是八國聯軍事件后慈禧主持的變法——“新政”。特別是在后一次變法中,陸潤庠是直接的參與者。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需要變革也想變革的時代,但清廷并沒有在變革中渡過?;?,反而陷入了王朝的全面崩潰。正是這一點引起了人們持續的關注。這是因為,人類歷史上的轉折點并不只有那一次,在走向未來的道路上,相信還會遭遇歷史性社會轉型的問題,認識和了解中國清末這一段歷史,是可以從中發現許多經驗和教訓的,至少,可以啟發我們思考。就清末的變法而言,主要是受到外部刺激后而開展的行動,因而,在“穩”與“變”的問題上分歧巨大,特別是在變法的行動中患得患失,致使所變之處不僅無法收獲積極成果,反而帶來的是消極后果。由是觀之,在變法的問題上,基本要義在于“變”,即不停歇地謀求變,不能停留,一旦歇腳,變法就會變味。這一點對于我們來說,可能會感受的更深,當改革轉化為“維穩”的時候,任何一種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后果都可能發生。
  今天看來,在改革的時代最容易產生的分歧是在“改革”與“維穩”方面。現在,人們在談論“百日維新”失敗時,總是將其歸結為當事人及其權爭,在我看來,光緒與慈禧之爭恰是一個改革還是維穩的問題,百日維新的失敗證明維穩占勝了改革。經八國聯軍事件后,慈禧亦意識到“變法”一途,經派員出洋考察,形成立憲之識,認為憲法是“安宇內、御外侮、因邦基、保人民”之根基,并預備立憲。然而,終究未能付諸行動。這說明,主張維穩的人在看到了維穩的后果后又會轉向改革。然而,就慈禧的改革而言,可能是由于時機已過,由于到了社會貧富分化非常嚴重和矛盾隨時都會激化之時,已經無法找到一個合適的改革路徑了,因而,革命發生了。這說明,改革也有一個時機的問題,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適宜于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改革需要發生在社會矛盾激化之前,而不是等待著社會矛盾激化之后再行發動。任何時候,一個社會都會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在矛盾面前,如果以維穩為先而不是以改革為重的話,只能會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狀態,甚至可能會因此而錯失改革的時機。
  清末的社會變革并不是一個自然過程,在很大程度上,這場變革是被動的,是因為外部刺激而做出的反應。由于1840年的鴉片戰爭而讓國門被人打碎,對中國社會造成了一場巨大的精神沖擊,促使國人在所有方面進行反思,要求變法圖強。就此而言,是外在因素激發起了變革的要求,在尋求變革的目標與道路時,也是“以強為師”,是希望通過向那些欺負了我們的國家學習,希望達到了那些國家的水平而不再受欺負。這顯然是一個極其簡單的思維邏輯,但對于一個思維極度僵化的王朝而言,也只能停留在這個水平上了。盡管如此,在學習什么和怎樣學習的問題上,還是存在著巨大的分歧。這些分歧正體現在對變法的態度上。在思想傾向上,陸潤庠也是主張變法的,但與康、梁等人不同,他所主張的“變法”沒有“維新”的追求,屬于變法不維新。因為,從當時的情況看,“維新”包含著西化的內容,陸潤庠是反對西化的。陸潤庠看到了積法成敝,法敝而成弊,所以,主張變法。但是,他所希望的是消除流弊,而不是根本性的變革,所要維護的還是舊體制,避免這種舊體制受到西化的沖擊。這顯然是一種“改良”。其實,我們在評價清末變法歷史時,也是將康、梁的變法維新主張歸入“改良”的范疇,與康梁相比,陸潤庠的主張則是更為溫和的改良。這可能與他出身世代醫家有關,是一種中藥療病的方子。
  的確,一談到改革,我們就會想到如何改的問題,因為改革的路徑關系到改革的成敗。從改革路徑爭執看清末的變法,也許會提出另一種假設,雖然歷史是不可以假設的,但我們完全可以在歷史中去尋找兩種思路:如果光緒不去與慈禧開展政制方面的直接爭執,而是著重于推進實業、教育等,促進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可能晚清中國的歷史又當重寫。事實上,在變革的時代,最容易滋生出激進的主張,一旦展開爭論,就會指向基本制度方面。這樣做往往是加重了改革的難度,增添了改革中的變數。所以,在改革的時代,溫和的變革立場往往顯得彌足珍貴。陸潤庠是一個溫和的改革派,雖然他與翁同龢同為光緒的親信,但在變法的問題上,顯然有著不一樣的考慮。正是由于這一原因,維新失敗后,翁同龢被罷而陸潤庠得以留下。在這個問題上,陸潤庠與翁同龢的不同并不在要不要變法,而是在變法的路徑上有著不同的立場。其實,正如本書作者所指出的,在清末興辦企業、大舉洋務的過程中,市場經濟的各要素也迅速生成了,而且,在產權的問題上,出現了股份制因素;在經營管理方面,也有了“官辦”與“商辦”的問題。依此路徑走下去,市場經濟就會成長起來就能夠引領著改革的路徑。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停留在政制的問題上進行爭論,可能就不會出現“百日維新”,也就不會再有慈禧的二次變法。這一點可能對每一個歷史轉折點上的改革都具有啟發意義。
  在書中,作者分析道:清廷的變法、新政等,都未能避免政治的崩盤,其深層原因是腐敗、外患和人民的不滿。面對這些問題,清廷急于求成、過于激進,從光緒到慈禧,都犯了要么不變法、要變就急于求成的錯誤…… 作者的這些分析是中肯的,在一個政治體系已經病入膏肓之時,不治是等死,而下猛藥則是促亡。所以,就清王朝自身的維續而言,陸潤庠的改良之策應是可行的。如果視野放得更大一些,還可以看到,清末新政中是包含著放權、自治等內容的,今天看來,這顯然是朝著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方向行進的,可以說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是,隨著權力的下放,隨著自治的興起,地方上需要自主建巡警、設學堂,出現了大量財政需求,而這些財政需求又都著落在了百姓身上。為了補充地方財政的不足,除了加重地方稅賦外,也把買賣官職作為一項重要收入,使腐敗呈加速之勢。百姓負擔的加重在現實中并不是每一個人負擔的平均加重,往往是以貧富分化的形式出現。特別是在把社會治理的成本下放的過程中,出現了腐敗的問題,而腐敗又會成為貧富分化的催化劑。劇烈的貧富分化又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從而使改革中斷而以革命代替之。這也說明,在社會治理的問題上,并不是簡單地放權和自治就能解決問題的。
  長期以來,在民族主義精神的訓導下,我們往往以人的行為是否有利于國家或民族而對人進行定性,把一些人歸入愛國人士,而把一些人歸入賣國賊。對于清末那代人而言,恰逢國家內憂外患之時,可以說,朝中大臣在忠君愛國方面是一致的。在這個時期,如果簡單地把一些人歸入“賣國賊”的行列,應當說是不實的,這與外敵入侵后一些人謀求自保而賣國是不一樣的。然而,即便是朝中大臣都有著忠君愛國之心,在攘外治內的問題上,也必然會存在著激烈沖突,特別是在“穩”與“變”之間,呈現交鋒之勢也就不可避免,以至于處在決策中樞的每一個人都必須有著自己的立場。陸潤庠是一位主張變革的溫和派,他很少用言語去表達主張,而是用行動去響應變革和促進變革,從他“丁憂”期間舉辦企業來看,不僅僅是表達了救國情懷,而是要借此促變。既然最高統治者不思變革,那么,在自己能力所及之處,也用實際行動去促變,哪怕這種貢獻是微不足道的,卻是積極的和珍貴的。在變革的時代中,我們總會發現更多的人愿意去表達主張和提出意見,而在自己去行動的時候,卻顯得不甚樂意。其實,行重于言,具有改革愿望的人,應當首先用自己的行動去詮釋改革,而不是空談什么樣的制度或什么樣的政治模式更優。在這方面,陸潤庠堪稱楷模。
  基于公共管理視角的新解讀

  高小平的這本書應當看作是一部對清末行政管理史進行探討的學術專著,所要把握的是中國行政管理現代化的線索,特別是對清末官制的考察最為清楚。事實上,作者重墨較多和反復提及的是陸潤庠任吏部尚書期間的事跡和業績。這說明作者更多地是從行政管理專業角度來認識陸潤庠這位清末歷史人物的,希望尋找的是中國行政管理現代化的蹤跡。當然,中國行政管理現代化的進程顯然是外部因素影響多于自身的發展需求,是不能看作為一個自然演進過程的,也不是包含著主動性的自覺探索過程。但是,在外部因素如何轉化為內在動力的問題上,還是有一些經驗可以發掘的。
  我們知道,公共行政學科是個泊來品,從事這個學科研究的學者們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行政管理的理論、實踐以及發展歷史非常熟知,談到某個方面的問題時,都可以如數家珍,然而,對于中國歷史上的行政管理狀況,卻顯得非常陌生,即使學識淵博的學者,也許只能從歷史書中獲得一個大概的印象。當然,在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治理階段,并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公共行政,但王朝治理也是通過行政管理的途徑而得以實現的。也就是說,在中國歷史上,也存在著行政管理的問題,有著與王朝治理相適應的完整的行政管理體系,也肯定包含著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其中,很多經驗甚至教訓都是今日之行政管理可以借鑒的因素。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治理一直是以官制為軸心的,是通過官制的不斷調整去完善行政管理的。對于已經建立起了公務員制度的今天,這一點具有什么樣的啟發意義,可能是值得研究的。讀了這本書,我們看到,作者在“引子”中集中探討了中國宰相制度的嬗變過程,雖然宰相只是中國歷史上的官制中的一個官位,但作者在“引子”中對它的介紹顯然是點明了全書的主題。
  王朝治理條件下的官基本上是一種身份,不僅是由具有某種身份的人來承擔,而且本身就意味著一種身份。與之不同,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中的官僅僅是一種角色。官從身份向角色的轉變決定了官制性質上的不同??疾燁迥┕僦?,去發現官從身份向角色的轉變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當然,中國王朝治理中的官作為一種角色是可以追溯到秦王朝的,秦的“廢分封、設郡縣,廢諸侯、設官吏”促使官制中的身份向角色轉化,但是,直到清末,官一直保有身份和角色二重內涵。由于在整個農業社會的歷史時期中并未在社會的層面上對身份制作出實質性的觸動,以至于官總是與身份聯系在一起,或者說,官本身就意味著身份,所謂官本位,就是把官的身份嚴格地等級化、固定化、制度化、意識形態化。不過,我們也應看到,盡管秦之后的官制中存在著時淡時濃的身份制色彩,但身份與角色的二元共在格局已經確立起來,從而形成身份與角色相互制約的局面。中國農業社會歷史階段的社會治理狀態是,在王朝治理的框架下,身份與角色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官員在身份制語境中的角色扮演也會把最終獲得某個身份作為目標,可是,在歷史行進的腳步中,我們卻看到角色被一筆一筆地描繪得越來越濃重。到了清王朝后期,雖然人們所持有的依然是身份意識,而在實際行動中,卻用角色行為向身份制發出了挑戰。
  總體看來,農業社會是一個身份等級制的社會,社會治理也是建立在等級身份的基礎上的。根據現代社會科學的認識,人的社會角色是在身份制解體的前提下出現的。正是因為人的社會角色的出現,才使人們之間的關系契約化成為可能,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才有了梅因所說的那種從身份向契約的轉變。但是,正如我們所指出的,在中國王朝治理時期的官制中,官職盡管一直與身份纏結在一起,卻留下了角色化的軌跡。中國官制的演進有著一條明晰可辨的蹤跡,那就是身份的色彩逐漸變淡而角色的特征則越來越明顯。到了清代,官制中的身份色彩已經變得很淡了,做官基本上成了一種角色扮演。對此,人們往往歸于“滿人”統治,但放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卻可以看到走到這一步的清晰軌跡。所以,中國王朝治理中的官制包含著向現代化逼近的跡象,官職的身份色彩的淡化和角色特征的增強,并不是可以用滿人統治這種偶然事件來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的,而是一個包含在歷史演進趨勢中的目的地。
  作者發現,清末的官制改革雖然流產,但在討論和起草方案過程中形成的行政體制思想是有價值的:其一,包含了政治與行政分離的思想,既維系君主(政治)集權又建立內閣(政府)分權體制;其二,有了分權制衡的思想,在建立立憲政體的目標下,提出了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開的要求;其三,有了職位分類、職權與職責一致的設想;其四,有了打破滿漢身份差別、依資歷和能力任用官員的思路;其五,有了設立相對獨立的監察權的爭論。從這些思想和準備實施的措施中,都可以看出明顯的現代性色彩,這是學習西方政治、行政體制知識和文化的結果,但也包含著清末改革者自己的理解,特別是充分考慮到了中國君權統治的現實,在出于一種既要改革又不使君權成為激烈的反制因素的目的而作出的改革路徑設計。也許以激進的眼光看,這是新舊勢力妥協的方案,但是,在舊勢力非常強大的情況下,如何邁出現代化的第一步,顯然是意義重大的行動。在起草官制改革的方案時,陸潤庠所努力追求的就是避免激進,而是首先邁出第一步。就此而言,既是務實的,又包含著為實現理想而打下堅實根基的設計思路。
  清末的官制改革也是以機構改革為切入點的。比如,在官制改革的初期,是從“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納”開始的,這顯然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機構改革。特別要注意到的是,在慈禧主持的改革中,官制改革是為“預備立憲”作準備的,它的成敗決定了立憲能否啟動。也就是說,機構和職能方面的調整是作為預備立憲的一個階段來看待的。然而,在一個缺乏社會分工的社會中,在混權狀態中,在自上而下的所有官員都追求權力的完整性的條件下,機構的調整必然會遇到巨大的主觀阻力,而且會陷入了爭權的斗爭中,以至于機構改革的所有設想都會落空。清末的改革正是如此,所以,“預備立憲”的改革在機構調整的過程中就卡殼了。就當時的情況來看,由慈禧主持的變法自官制改革開始,根據本書的分析,當時所制定的方案已經具有了責任內閣制的雛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派員出洋考察的結果,也是服務于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的目標的。然而,由于改革觸動了既得利益,由于既有的權力結構沒有列入調整的范疇,從而出現了權術上經營(如袁世凱等人試圖趁機攫取權力等),引發了派系沖突,直至官制改革夭折。這說明,從機構改革入手是一條切實可行的改革路徑,但是,機構改革如何與權力結構以及權力關系的調整結合在一起并加以同步推進,則是機構改革能否成功的保證。雖然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卻是至關重要的。
  顯而易見,機構改革可以導向政治腐敗的方向,也可以導向政治清明的方向。當權力下放的時候,讓地方擁有了更多的自主治理權,也就意味著這種自主治理權會成為壓榨剝削民眾的自由放任。這樣的話,地方為了營造所謂業績,就會加重稅賦,即使稅制不變,也會變著法兒把各種各樣的負擔加予百姓。結果就是貧富分化、社會矛盾激化。再者,在預備立憲的改革中,從思想線索來看,主要停留在要不要學習西方以及學到什么程度的問題上,而不是通過改革去尋求社會治理的現代化。也就是說,在造就一個什么樣的治理模式方面,缺乏明確而系統的構思。應當說,君主立憲政體并非不可行,關鍵是這一政體中所包含的現代化內涵沒有被清末的改革者所理解。最為重要的是,在每一個社會變動時期中,都可以看到投機者的身影,而且可能是極其活躍的,在每項改革進程的啟動之時,都必然會有野心家去窺視可資利用的機會。所以,每當這個時刻到來時,社會就會變得較為復雜,改革的進程就會有著更多的變數。由于存在著這一問題,在改革的過程中防范野心家的投機行為也是需要得到充分考慮的。總的說來,清末的改革應屬于從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向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轉變的范疇,然而,統治者卻將此理解成強化統治的舉措,或者說,理解成對統治方式的調整。這就決定了改革必然流產。
  作者注意到了清末朝廷在機構上的變化,雖然“百日維新”以及清朝垂亡前由慈禧親自主持的變法都失敗了,但也并非一無是處。在變法維新的過程中,朝廷各部門的職能發生了較大變化,其中包含著現代化的內涵。按照作者的說法,原先,朝廷的各部門類似于皇帝的秘書性機構,而在清末的變革過程中,朝廷各部門逐漸在事務性的方面獲得了較大的自主性,可以在獲得皇帝認可和批準的條件下放手開展行動。這說明,機構的性質在清末已經開始發生變化。雖然在王朝治理體系中發生的這種變化依然從屬于統治的需要,但在機構自主權的增長中,卻包含著管理的內涵,反映了管理的需求。也就是說,在清末變法的過程中,機構改革適應了管理的需求,管理的內涵進入了量的增長的階段。如果這種演進達到某個階段的話,突破其統治的外殼應是可以期待的。
  在清末官制改革中,陸潤庠是參與者,或者說,吏部尚書這一角色決定了他也是主持人。根據作者的考察,在清末的官制改革中,陸潤庠的一份奏折促成了《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這份可以看作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反映了行政法治思想的立法草案。雖然它因革命的爆發而未得實施,但思想的歷史往往并不以具體的歷史事件而更改前行的道路,在思想史的行進軌跡中,將此確認為中國行政法治的始點,應當說是不會有爭議的。盡管這一行政法治思想是來自于西方,但包含著對中國歷史上的官制經驗及其積弊的深入省察,是可以付諸實施的。事實上,在后來北京國民政府的實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陸潤庠的這一行政法治的思想得到了保留。另一方面,在機構的調整中也同樣可以看到新的因素。一般說來,在集權體制中,行政部門內設監察機構是必要的。在清末官制改革中,陸潤庠不贊成盲目照搬西方三權分立體制,堅持在行政部門中設立“都察院”,這無疑是對當時王權結構的深刻體察而形成的設計思路。
  另外,陸潤庠任吏部尚書期間大力推行和改進了考核制度。應當說,對官吏進行考核是一項古已有之的做法。陸潤庠以自己的博學多識,熟知中國歷代官制中的考核措施,但他不僅僅把歷史上的成功經驗加以應用,而是有所創新,即把考核制度與權力結構結合在一起加以應用,按照層級結構建立起逐級負責的考核制度,而不是由中央全面掌握考核權。此時,在西方,正是馬克斯·韋伯構思官僚制之際,就陸潤庠對官吏考核制度的設計而言,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層結構的色彩。就此而言,可以說是一項組織模式現代化的自發行動。作者認為,陸潤庠任吏部尚書期間所推行的官吏考核措施已經具有了“績效考核制”的性質,果若如此,不能不說是官制現代化的重大舉措。我們知道,“績效考核制”是與現代公務員制度聯系在一起的,是公務員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王朝治理的條件下,不可能提出公務員制度建設的要求,但是,在舊官制中引入新的考績制,卻是可以促其變化的,而變化的方向無疑就是公務員制度的建立。所以,陸潤庠所引入的官吏考核制度如果具有績效考核制的性質,對官制的改革而言,其意義是巨大的。也就是說,在施行的過程中必將促使官制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并有望把舊官制改造為現代公務員制度。同樣,在陸潤庠主持吏部期間,還引入了官員任職培訓制度,這也無疑是一項具有現代性的官員教育理念,包含了專業化的追求。
  我們必須指出,在社會治理體系中,官吏的作用也許不應被夸大,但是,官吏的行為如果是與某種官風一致的,其作用還是不能低估的。從晚清的情況看,即使陸潤庠主持吏部時對官制進行了改革,但在“正官風”方面并沒有找到很多切實的措施。所以,機構的調整和人員的精減都不可能達到目標。這一教訓是值得記取的,在機構改革的過程中,官風敗落的有害性是巨大的,它不僅會成為導致腐敗泛濫的因素,還會促使整個社會風氣敗壞。在某種意義上,清末改革的失敗是與官風敗落、世風日下聯系在一起的。在社會轉型的時刻,社會治理體系的變革從機構改革著手是一項硬任務,但是,它必須在“正官風”這項軟任務方面也有著切實可行的措施。官風正則可以使機構改革事半功倍,反之,機構改革不僅無法取得預期效果,反而會流產。這一點不僅清末的改革者沒有意識到,也可能是其他歷史轉型期中的改革者缺乏充分認識的問題。
  在社會治理中,如何解決社會保障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當前,社會保障的問題也是一個熱點問題,所以,作者在這方面著墨不少。本書以陸潤庠的狀元文為著力點去闡發他關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想法,指出陸潤庠的狀元文雖然是以《孟子》議論為題的考試文章,但其中包含著“分工”和“輪作”的思想,有著直指效率的追求。這一認識應當說是準確的,在清末的歷史條件下,已經產生出效率意識是可信的。正是這一點,包含著走向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內涵。也就是說,有可能促進社會治理從統治型模式向管理型模式轉變。在今天,社會治理體系已經被打造成了一個分工—協作體系,但是,在這種分工—協作如何優化的問題上,如何成為一個全社會的積極因素都被納入其中的分工—協作體系的問題上,顯然還是有著許多文章可做的。如果考慮到時代已經不同了,我們今天正處在一個后工業化進程中,那么,不僅僅是一個如何優化分工—協作的問題了,可能還需要實現進一步的升華,即建構起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
  對歷史演進邏輯的研究

  我是不太相信歷史書的,我認為關于歷史的描述很難具有真實性。以我們親身經歷的“文革”例,在我所讀到的關于“文革”的作品中,幾乎全都存在著似是而非的問題。在我們這些經歷了“文革”的人還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把“文革”寫得面目全非了,后人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會寫出什么樣的東西呢?但是,我相信歷史事件背后的邏輯,或者說,對于歷史事件,只有從歷史演進的邏輯中加以解讀,才能真實地把握之。高小平寫的這本書以陸潤庠為線索去寫晚清歷史,著重把握的恰是歷史事件背后的邏輯?;謊災?,嚴格地說,本書不是對歷史的研究,而是對歷史邏輯的研究。而且,在寫陸潤庠時,作者心中所想的正是當下的現實,在每章后的評議之中,總是試圖發掘一些具有啟發意義的要素。的確,在歷史中是可以發現大量對現實行動具有啟發意義甚至指導意義的因素的,以史為鑒并不僅僅是從中發現教訓,也包含著經驗。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每個時代又都有著屬于自己時代的問題,即使是表面上看來相似或相同的問題,所在的背景也是不同的,如果在一個系統中看,參與互動的因素更是不同。就社會治理而言,陸潤庠所在的時代是一個從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向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變革的時代,清廷之所以被革命,從根本上說,是沒有擔起這場變革的使命。在這一點上,其啟發意義是最為可靠的。如果看不到這一點,而是在具體的事件中去看問題,就會模糊不同歷史階段的界限,就會使我們時代中真正重大的課題游離于視線之外。
  這本書所展示的王朝衰落時那種頹敗之象是發人深省的,用以鏡鑒,必獲大益,愿這本書能盡早出版,讓我們能在閱讀時對照自己所生活的社會,以增?;饈逗透母锏慕羝雀?。作者的目標是要通過一件又一件小事連接而成的軌跡去考察清末變革時代走向現代化的蹤跡,因而,圍繞著陸潤庠這個人物進行了細膩的描寫。比如,他從星期日休息的西方定制在中國的引入而去領悟社會時空以及連續性與中斷性的哲學奧義,并從中發掘中國現代化的標識物。由于這本書對人對事的描寫非常細膩,增強了學術性,不僅對于希望了解那個變革時代的讀者,而且對于研究者而言,都可以從中發現有價值的因素。也就是說,這本書所敘述的是封建王朝解體的過程,考察的是封建王朝垂危之際的改革過程,但這段歷史中卻包含著某些在今天具有啟發意義的因素。我們今天也處在一個改革的時代,相似的爭議也存在于今天,盡管我們在改革過程中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如果不是把改革看作為走向一種新型社會治理模式建立的步驟,而是滿足于學習西方的話,就無法走出一條新路。那樣的話,在復制西方成功經驗的過程中就會把中國社會改造成與西方相同的社會。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不僅在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中西方發達國家不允許中國成為它的復制品,而且在全球化、后工業化浪潮激蕩的條件下,我們也不具有復制西方經驗的條件。
       讀了這本書,對陸潤庠的敬意油然而生。因為,在列強打破中國國門的時候,民族自覺意識尚未生成,那個時代的人因畏懼列強而崇敬列強和學習列強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會有“興洋學、辦洋務”之舉,會要求把西方的制度以及具體的體制都移植過來,而陸潤庠在此過程中卻能夠保持一份獨立思考,并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作出有取有舍的選擇。現在,中國社會已經有了自覺的條件,而一些人卻表現出超強的對西方的依附心態,認為那是成熟的,是可以無條件搬用的。我對此一直是持懷疑態度的。事實上,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根本性的轉折時期,全球都面臨的著后工業化的課題,即便是西方社會,也必須面對這一新的課題提出的各種各樣的挑戰,我們有什么理由定位于簡單的學習和模仿而不是去與西方一道解決那些全球性的課題?
(作者系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本文原載《中國行政管理》雜志2014年第10期,略有刪改)